3.农村失业青年的影响：悬空效应

　　中国的农村人总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连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不过，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样的现象已经开始改变了。在逐步减少的耕地无力承载不断增加的人口时，出生于农村的年轻人选择了“离开”。从乡镇企业到大城市，越来越多的农村年轻人离开了他们祖辈耕种过的土地，到城里寻求另一种生活，另一种工作，这就是民工潮。

　　20世纪80年代初期，民工的出现从不那么引人注目，人们并不认为几个打工的农村人会形成什么影响。可是到后来，当外出打工的人们形成潮流，交通运输部门不得不把他们的流动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纳入生产规划、城里的工厂不能再忽视他们的要求、从中央到地地方的政府不得不认真关注他们动向的时候，每年1亿左右的农村流动人口就已经形成了劳动力市场的开弓之箭。

　　由于这个群体社会特征的特殊性，我们认为这些人口中的失业问题才更加值得关注。

　　对于20世纪70-80年代出生的农村年轻人而言，他们不仅没有城镇同龄人的童年、少年和青年，甚至小学和初中都是勉强混出来的，更没有所谓的小资和蛊惑仔特质。他们就是他们，和他们的父辈一样，很少人奢望上大学，甚至很少人奢望上高中，更少人奢望能够自由地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至于出国、跳槽、离职、学车、“要买房、找建行”对他们而言，就更是天方夜谭了。总之，他们与在城镇初生的同龄人完全生活两个世界，小资和蛊惑仔的特性在他们身上连影子都找不到。

　　但是，他们也不希望和自己的父辈一样，年朝黄土背朝天地过一辈子。即使希望如此，他们也很难做到。事实上，他们除了生在农村、认识一些农作物和牲畜、熟悉田间小路和山间小溪之外，对农业和农村社会，也是一窍不通，他们根本就没有成为农民的知识和技能基础。这就是在失业人口中占有重要比例的农村失业人员，一群被莫名其妙地悬在半空的人口：回到农村不会干农活，流到城镇又找不到工作。

　　对于他们来说，城镇生活是他们的理想，因为很多人自从出家以来，根本就没有想到过要回到农村。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全国农村劳动力输出、输入或中转数量最多的100个观测点[28]的监测，2002年第二季度，农村劳动力返乡的数量下降，外出人数多于返乡人数。在输出地，外出人数已经是返乡人数的1.76倍。（莫荣，2003）即使没有这样的监测数据，近20年民工潮的发展从小群体到近亿人，就已经清楚地展示了这样的发展趋势，向城镇流动的农村劳动力，尤其是年轻人买的是一张单程票，就像是搭在开弓之上的箭，没有回头的余地。他们所要的就是一份工作，他们不像下岗职工那样有光荣的历史和历史的包袱，即使下岗了也还要挑肥拣瘦地选工作；他们也不像小资和蛊惑仔那样有资格和资本把工作当游戏，喜欢就做，不喜欢就不做；他们不挑不拣，要得就是一份工作。这就是在城市地区一方面有成百上千万的失业人口找不到工作，另外又有上亿的农村流动人口在城里工作的原因。

　　如果这些数以亿计的离弦之箭在城镇能够稳定着陆，那么将不仅不会给中国社会的稳定带来负面影响，而且会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对过去20年高速经济增长因素的分解表明，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农业向生产率较高的非农产业转移，每年对增长率贡献高达1.6个百分点，是这一时期年平均经济增长率的20%.有美国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在今后30年，如果劳动力在城乡之间转移的障碍被逐渐拆除，达到可以使城乡收入水平几乎相等的程度，那么，劳动力转移本身就可以对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贡献2-3个百分点。（赵晓，2002）不仅如此，农村人口向城镇的顺利转移，还会为中国社会的城市化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并为农村社会的发展让出更多的资源。

　　可是，让人极不乐观的是，对第五次人口普查长表数据的初步分析表明，在乡村被调查的4692.1万15-59岁的经济活动人口样本中，尽管失业人口占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只有1.1%；[29]但在失业人口中，15-24岁的占了73.1%，其中15-19岁的人口占47.6%.而在城市（不包括“镇”）被调查的1995.6万15-59岁的经济活动人口样本中，尽管失业人口占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高达7.1%，但在失业人口中，15-24岁的只占30.6%，其中15-19岁的人口占12.8%.俗语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而在城乡之间，农民的孩子早当家。在一定的意义上，15-24岁的这个年轻群体就是农村“流动人口”的主体，而他们却没有工作。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了解到，这部分人已经见识过城市生活，他们对城乡之间的差别具有深刻的体会，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回到农村去，即使有一部分人暂时回到乡下，很快他们又来到了城镇。这不仅是因为城镇任何一份工做工作的收入报酬都会高于种地的收入，还因为他们不曾习惯过农村的生活，就已经习惯了城市的生活。他们的失业，就意味着生活来源的悬空，不愿意回到农村，在城市又没有根基。由此产生的一个自然结果就是，在城市，来自农村的失业人员形成一个讨生活的漂流群体；在农村，回到家里的打工仔妹们根本就看不上父辈的生活；这样，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他们都是一个庞大的、特性最不稳定的群体。不过他们没有组织性，为了生活，在城市干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在所难免，在农村组织起来独霸一方也很平常。如果获得不公正的待遇，他们也只会用跳楼自杀之类的手段来争取自己的利益。总体而言，这个群体不会形成有组织、大规模的与政府或其他利益集团对抗的力量。当然，这也不排除其中的少数人采用一些极端手段如爆炸和投毒等，直至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

　　4.失业人口与社会稳定

　　综上所述，如果说失业人口就是一颗定时炸弹的话，那么通过对这些人口社会特征和行为取向的分析，包括对他们的生活来源分析，我们知道这个炸弹，根本就没有爆发点。除了下岗职工以外，其他的失业群体根本就不具备形成大规模社会冲突的观念和行为基础。

　　尽管如此，我们并不排除少数人的极端行为会直接威胁甚至动摇社会的稳定如个案性的极端发泄活动、恐怖活动等。不过，具有这些行为取向的人不仅仅会来源于失业人口，所有的社会群体都有可能产生类似的人或人群。而这些人的活动之所以会对社会的稳定产生影响，并不一定会因为失业或因为他们的活动，而是因为现代社会的脆弱性。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中，信息技术和交通能力的发展，已经使得一个毫无根据的谣言就足以制造一场毁灭性的恐慌，一个流行性的致命疾病就足以制造一场社会灾难。部分失业人口的社会行为反而只会形成局部的难题，而不会对整个社会的稳定构成影响，因为那只是一部分人的问题。

　　四、结论

　　不论是学术界还是媒体，甚至在一般社会大众的印象中，中国的失业问题都被认为主要是国有企业下岗所引起的，而且下岗职工的社会行为给社会的稳定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本文对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长表汇总数据和相关资料的分析却表明，中国的失业人口压力的确很大，2亿左右的失业人口不仅现在，而且在将来10-15年间仍然是中国社会必须面临的最重大的社会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不是国有企业改革造成的，而是因为中国劳动力的总量绝对过剩，即使未来的经济发展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失业人口的压力仍然存在。

　　不过，并像一些媒体和学者所说的那样，失业人口的压力会严重影响中国社会的稳定，甚至是一颗定时炸弹。对失业人口社会特征和行为取向的分析表明，中国失业人口主要由三部分人构成：（1）下岗职工和城乡隐性失业人口；（2）农村失业青年；（3）城镇失业青年。这个群体的年龄集中在19-24岁，文化程度集中在初中和高中。而在年轻的失业者中，农村失业人口的年龄和文化程度都偏低，集中在15-19岁的初中毕业生群体；城镇失业人口的年龄和文化程度略高，集中在20-24岁的高中毕业生和更高文化程度的群体。显然，人到中年、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下岗职工在失业人口中仅仅占有很小的比重。

　　人的社会行为总是和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相联系。虽然2亿左右的中国人都是失业人口，但是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却有着重要差别，“就业”对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人群的意义也截然不同，为了“就业”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人群的行为取向也不一致。

　　下岗职工的主体是出生于20世纪50-60年代的部分人群。人到中年，他们要养家糊口，既要赡养上一代，又要负担子女的受教育费用。由于他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成长和成熟，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就业和下岗，除了计划经济的解决之路，对于失业，他们没有能力获得更有效的方式。好在他们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具有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上访和“闹事”就成为了他们基本的行为取向，即使在可以寻求法律途径的条件下，他们仍然认为“找政府”是最有效的手段。这就是计划经济制度的“余热效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下岗职工与政府之间冲突的案例数量在不断上升，这样的冲突仅仅发生在有限的地区，并且集中在资源型和夕阳型的产业，冲突的模式并没有扩散，尤其没有向下扩散。因此，当这一代人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这种冲突的模式也会随之消失，根本不会对社会的稳定产生不利的影响。

　　城镇失业人员的主体是出生于20世纪70-80年代的年轻人，独生子女的家庭地位使他们生来就衣食无忧，急剧的社会变迁培养了他们独立、善断、理性的行为取向。对他们而言，出国、跳槽、离职、学车、买房，这些都是天经地义的、自己的事情，“就业”也不是什么政治事件，只是一种有规则的游戏罢了，而且这样的规则仅仅存在于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在不同的职业之间游走或是资源性的失业与政府没有什么关系。政府之于他们，只是代理人而已，既不是老板也不是仆人，与他们没有什么冲突。如果他们与谁有冲突的话，那一定不是政府，而是老板或者仆人或者类似的群体。这样的冲突在任何现代社会都是正常的事情，没有这样的重反而是不太正常了，因此，对于社会稳定并不会构成实质性的影响。

　　如果仅仅看农村内部，那么农村的失业问题要远比城镇严重，因为在2亿左右的失业人口中，主要的是农村人口。由于土地承载人口的弹性以及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差异，使得农村失业问题看起来不那么严重。如果是在城乡隔离的年代，农村的失业或许真的不那么严重。但20多年的经济改革已经让1亿左右的农村人口成为了“民工”，他们已经看到了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也知道城市里任何工作的报酬都高于从农田获得收入，因此越来越多的农村人进入城镇，干哪怕是最下层的城镇人也不愿意干的活，也不愿意再回到土地上去，尤其是年轻人。这批人尽管出生在农村，由于与农业生产没有接触，使他们不会回到土地上去；同时，尽管他们喜欢城镇，也倾向于把自己的生活和城市拴在了一起，他们在城市又没有任何根基，这就使得他们悬在了半空。如果他们失业，落在哪里都会使他们成为特性最不稳定的社会群体。为了求生，他们会直接威胁一方的社会治安，但由于他们的组织性较差，不会形成大规模的利益对抗群体，进而也不会对社会的稳定构成严重的威胁。

　　因此，尽管我们可以把失业问题看着是中国社会稳定一颗定时炸弹，但是这个炸弹并没有爆发点。如果说中国社会的稳定存在有爆发点的危机的话，那么这样的爆发点一定是来自于少数人的极端甚至恐怖行为和现代社会的脆弱性本身，而不一定必然来自失业问题。至少现在看来，失业问题只会产生暂时的、局部性的社会影响。